常规、单项设备多，高效、成套设备少，高端装备和关键材料仍依赖进口。
《意见》要求，填埋设施运营单位要实行分区域逐层填埋作业，缩小作业面，控制设施周边的垃圾异味，防止废液渗漏和填埋气体无序排放。焚烧设施运营单位要足额使用石灰、活性炭等辅助材料，去除烟气中的酸性物质、重金属离子、二英等污染物，保证达标排放
未通过考核评价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要责成运营单位限期整改。垃圾处理设施未过考核要整改一些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对空气的污染，一直是周边居民投诉的重点。限制包装材料过度使用，减少包装性废物产生，探索建立包装物强制回收制度，促进包装物回收再利用。昨天，国务院批转了住建部等16个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直面一些城市面临的垃圾围城困境。一些产品的过度包装，是产生生活垃圾的一个重要源头。
《意见》要求，填埋设施运营单位要实行分区域逐层填埋作业，缩小作业面，控制设施周边的垃圾异味，防止废液渗漏和填埋气体无序排放。包装材料过度使用将受限制《意见》规划了生活垃圾的处理目标。气候传播的原则和策略通过组织气候报道专刊和参与坎昆气候会议报道实践，笔者体会到，要改进和提高中国媒体气候报道水平，需要遵循以下几条原则：一是人文情怀：气候变化是全球关心的话题，我们的报道也要体现人文情怀，拉近与读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2010年，《今日中国》制作了70多个相关的环境与气候报道选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今年底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上的压力有可能会更小一些，中国媒体还是需要做好充分准备。毕竟，应对气候变化原本就是为了人类未来，气候报道也应该落在人身上，为人服务。这两年的国际气候会议为中国民众做了很好的环境与气候变化知识的普及，而公众的广泛关注反过来又促使中国媒体普遍加强了环境与气候变化报道。
中国媒体应该抢占道义制高点，从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科学发展、全球转变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着力挖掘气候报道的内涵，努力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更好地对外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政策、行动和成效，展示和传播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作者单位为今日中国杂志社）。
当然，我们也不能等着到德班会议再一显身手。采访过天津气候会议和坎昆气候会议的中国网英文编辑张放在接受笔者访谈时说：外媒从业环境报道的记者都比较专业，他们的报道更有深度。为了更好地展示和传播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节能减排的国家形象，中国媒体尤其是对外媒体还需要立足于对外传播选题内容的创新和转型，进一步认识气候传播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做好日常的气候报道。更重要的是，媒体应该扮演给力的角色，为推动国际气候谈判和国际气候合作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1%原则一旦确立，中国始终坚持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以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等，都将失去意义，中国将和美国受到同等对待，而中国的历史排放总量只是美国的大约1/3，人均不到美国的7%。三要在国际间努力营造交流合作的媒体环境。应对气候变化这个议题里头有很多道道。这些建议得到当时在场的学者赞同，现在看来也仍然是合理可行的。
令人感慨的是，笔者发现，每次谈到要加强学习，总是有人不屑一顾，对送上门的讲座培训都不耐烦听，但事实上不学习真不可能提高气候报道的专业水平。国际气候谈判是这样，对外气候报道也是这样。
有报道说，中国采访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记者80多人，采访2010年坎昆气候会议的记者超过100人。中国媒体还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倡导绿色环保、低碳消费的理念，如，中国新闻社在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举办了低碳发展，低碳生活公益影像展，通过180余幅精彩照片，展现了中国低碳发展的绿色画卷，让公众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也向国际社会和社会公众展示了中国低碳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三是平衡客观：不能偏、窄、狭隘地看待气候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主张，要反映不同声音，包括主流非主流的、官学民企和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同时照顾穷国和小岛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外文局也开创性地派出多语种记者赴境外采访了坎昆会议，报道文章转载率还相当的高。在此前提下，笔者的建议是：一要在基本态度上尊重科学，尊重事实，不造假、不回避、不操作、不炒作。首先是要加强学习，了解跟气候变化问题的来龙去脉，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目标，了解各个阵营的主要诉求，了解本专业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境外涉华气候变化舆情。不过应该做点补充，专业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就是要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气候谈判历史进程，了解中国政策目标、政府立场和公众需求。坎昆气候会议前夕，还专门编辑出版了英文版和西文版应对气候变化专刊，进入坎昆的主会场、分会场、会展中心、媒体中心、记者入住酒店等相关场所。
除此之外，还穿插了一些公众、企业和NGO的努力，反映了他们的行动和声音。旨在对外介绍和说明中国的外宣月刊《今日中国》也加入到环境与气候报道的行列。
为什么要拒绝？这涉及到对国际磋商和分析（ICA）的认识，模糊了ICA与MRV的差别，混淆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责任，违背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即使是对会议的报道，也是议程多、议题少，中国信息多、国际信息少，官员声音多、学者声音少，表面内容多、深度分析少，会议花絮多、热闹有余、冷静观察深入解读评论少，正面表达多、质疑研讨少，对专业术语解释不够甚至不准等。
尤其是上海一财、财经杂志、新世纪周刊、中国日报等媒体记者多有很专业的报道，赢得了业界赞许。中国网英文编辑张放强调：我个人觉得英文报道还是很重要的，语言上面能在第一时间里让外国民众看到中方的声音，也体现我们对气候变化这一议题的重视。
气候报道同气候问题相生相伴，气候问题解决不了，气候报道也会持续不断地延续下去。中国媒体同时还加大了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力度，如，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先后制作了《面对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变暖中国在行动》等一系列专题报道节目，拍摄了《关注气候变化》系列宣传片。要把气候变化对公众生活的负面影响和应对气候变化对公众的积极作用说清楚，这样有助于争取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举措的理解和支持。坎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团长、美国代表团团长、墨西哥总统和外交部长都对中国出版气候专刊表示感谢，联合国系统驻华机构总协调人和高级气候顾问都称赞专刊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节能减排的进展。
所以，很多观察人士提出建议，希望加强对中国媒体气候报道记者的培训工作。谈判的主体是各国政府，最终行动还要靠公众。
同西方媒体记者比起来，中国媒体从事气候报道的记者大多年轻，接触气候变化题材时间比较短，对本领域熟悉程度不高，国际视野有限，应变能力稍差，导致报道中就事论事、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议程设置。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比如坎昆会议期间，印度环境部长拉梅什提出一个有关1%原则的建议，遭到基础四国中其余三国的拒绝。
只有弄清楚各种主张和观点背后的含义，才能既遵守了国际法律文件精神，又坚守了中国自己的基本立场和利益。各国媒体尽可能减少气候报道中的政治味、火药味，尽量让气候问题回归到科学和法律层面，避免激起公众情绪和舆论氛围的对立。
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能为了国家形象而损害国家利益。四是中国立场：应充分介绍中国的立场观点、减排目标、行动方案、具体举措和国际合作，不回避问题但着眼于产生问题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是我们报道的立足点，通过我们的报道争取国际理解和支持。中国的互联网媒体也积极关注应对气候变化，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搜狐、新浪等都设立了应对气候变化专题网页，及时追踪报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热点新闻，宣传低碳生活理念。该专刊的文章先后被110多个媒体转载。
气候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完结，相伴而生的气候报道也会持续下去。五要在传播载体上加强跨文化跨语言传播能力的建设，首先是实现多种语言文字的传播，让生活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公众能够更方便地了解气候问题，并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来，同时帮助促进各国公众的相互理解。
这些问题都是论者诟病较多的地方。气候变化议题源自西方，西方媒体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进行报道，在英国都有跟踪气候问题二三十年的记者，而中国真正投入专门人力报道气候问题恐怕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情了。
中国媒体在行动中国媒体对联合国气候会议的采访报道声势浩大。二要在价值取向上关注民生，贴近百姓，用平民视角来做气候报道，体现媒体的人本精神和人文情怀。